2022年,我请三位前辈喝了顿酒
2022年秋天,那天下午,我在CAD里画一个支架的倒角,画到第八版的时候,突然想起面试时一位总监说的话:“你知道吗,iPhone 4的R角调了五十多版才定下来。”
五十多版。我对着屏幕上那个改了三次就开始烦躁的倒角,沉默了很久。
然后我做了一个决定。
我翻出入职时HR发的一份内部通讯录,找到了三个名字:Mike,显示团队退休工程师;Steve,光学团队,已离职;Jony(代号),工业设计团队,已退休。我犹豫了一下午,最后还是发了邮件:
“我是苹果现工程师,在做硬件。如果能听你们讲讲iPhone 4的故事,我请喝酒。”

三天后,Mike回了:
“周五晚上,Cupertino那家爱尔兰酒吧。别迟到。”

那家酒吧在一个不起眼的街角,门脸很小,三叶草招牌褪了色。
我提前二十分钟到,推门进去,吧台后的老头抬眼看了我一下:“苹果的?”
“您怎么知道?”
他笑了:“那几个老家伙的徒弟,都约这儿。”他朝最里面的卡座努努嘴,“坐那儿吧,那桌他们坐了十几年了。”
我坐下,开始紧张。
六点半,门开了。
第一个进来的是个穿格子衬衫的白发老头,拎着一个帆布袋。他看到我,愣了一下,然后笑了:“你就是那个发邮件的孩子?”
我赶紧站起来:“Mike老师好。”
“别老师,叫Mike。”他坐下来,从帆布袋里掏出老花镜、笔记本,然后——一台磨损严重的黑色iPhone 4。

我的眼睛瞬间直了。
“看什么呢?”Mike笑了,“一会儿给你玩。”
第二个到的是Steve,比我想象的胖一点,留了胡子,进门就和Mike击掌。他从包里掏出一瓶威士忌:“俄勒冈本地的,今天必须喝了。”
最后进来的是Jony。他瘦瘦的,头发稀疏,穿着黑色T恤,洗得发白。Mike介绍说这就是当年调R角的那位。我有点手足无措,他点点头,眼神温和,话不多。
酒倒上,Mike把iPhone 4推到我面前:“想问什么,问吧。”
我深吸一口气,指了指屏幕上那个经典的直角:“这个R角,真的调了五十多版?”
Jony笑了。
“五十二版。”Jony说。
他端起酒杯,慢慢讲了起来。
“当时Jony Ive给我们看了一张法拉利的车架照片。他说,我要让用户拿在手里的感觉,像摸到一辆跑车的车架。所以我们要用不锈钢,要做出一个极致的直角。”
“但是,”他顿了顿,“直角不能真的直角。太圆了,臃肿;太尖了,割手。我们要找的,是一个在视觉上像直线、摸起来却刚好不割手的曲率。”
“那怎么找?”
“试。”Jony说,“从0.5毫米的R角开始,每调一版,做出样品,拿去给Jony Ive看。他从来不说哪里不对,只说‘不够对’。我们就回来继续调。”
“你们不烦吗?”我脱口而出。
三个人都笑了。
“烦?”Mike摇头,“没时间烦。那是2009年,iPhone 4是Jony Ive最疯狂的项目之一。所有人都在往前冲,哪有功夫烦。”

“最后一版是在凌晨三点调出来的。”Jony说,“那天晚上我在车间里,调了一个曲率,自己觉得差不多了,就发邮件给Jony Ive。

我以为他第二天才会看,结果十分钟后他回了一行字:‘来我办公室。’”
“他还没走?”
“没走。”Jony说,“我到的时候,他正对着一台CNC加工的样品发呆。他让我过去摸,我摸了,他说,‘就是这个。你知道为什么吗?因为它看起来像一条直线,但摸起来不是。’”
Jony说完,沉默了一会儿。
“后来我离开苹果,做过别的东西,”他说,“但再也没有一个项目,能让我为一条曲线调五十二版。”
“你知道那个玻璃后盖多厚吗?”Steve问我。
“0.8毫米?”我背过参数。

“知道为什么是0.8毫米?”
我摇头。
Steve喝了口酒,开始讲。
“0.7毫米我们试过,从半米高落到水泥地上,15%的几率会碎。0.9毫米安全,但重8克,透光率也降,影响Retina屏幕的效果。所以我们要找一个数字,让玻璃尽可能薄,又能通过跌落测试。”毕竟玻璃可比不了当时塑料。
“你们怎么找的?”
“摔。”Steve说,“一个半月,三百多组测试。每天从早上八点到凌晨两点,康宁寄新样品来,我们装到测试机上,从不同高度、不同角度,摔向不同材质的地面。有人捡碎片,有人记裂纹走向,有人用显微镜看断裂面。”
我听得说不出话。
“最后那个0.8毫米,”Steve说,“是从三百多组数据里跑出来的。不是拍脑袋,是摔出来的。”
Mike在旁边补充:“还有那个印刷。背面的苹果标志是用特殊油墨印在玻璃内侧的。那种油墨必须耐高温、耐老化、不变色,玻璃弯曲时不能有裂纹。他们和中国供应商的工程师一起调试配方,两个月才定下来。”
“两个月?”我瞪眼。
“两个月。”Steve笑,“那时候年轻,能熬。”
我想起一个所有新人都好奇的问题:“天线门,到底是怎么回事?”

三个人对视了一眼。
“那天我们在发布会现场,”Mike慢慢说,“等着看网上反馈。结果Reddit上开始有人发帖,说‘如果你这样握手机左下角,信号就掉’。我看到的时候,脑子‘嗡’的一下。”
“然后呢?”
“然后我们被叫回会议室。Steve(乔布斯)问我们:‘软件问题还是硬件问题?’我们的天线工程师说:‘Steve,这是物理问题。’”
“物理问题?”
“对。”Steve接话,“天线缝隙的位置是物理决定的,人手的大小是生物决定的。当你的手同时接触两条缝隙,就在中间搭了一座桥,改变了天线的谐振频率。这是物理定律,不是bug。”
“那后来怎么解决的?”
“那个橡胶套。”Mike说,“很多人以为是为了保护玻璃,其实是用来隔开你的手和天线缝隙的。”
我拿起Mike的iPhone 4,翻到背面。那上面没有套子,只有一道细小的划痕。
“这道划痕,”Mike忽然指着说,“是当年跌落测试留下的。”
“真的?”
“真的。一米二高度,模拟牛仔裤后袋的角度,落在花岗岩上。”Mike从我手里拿过手机,“第37次跌落,我操作失误,让手机在落地前转了个圈,磕在棱角上。结果那个角度反而更接近真实场景,后来我们就加进了测试标准。”
他把手机递回给我:“拿着。这也是你师承的一部分。”
我捧着那台手机,突然觉得手心里沉甸甸的。
酒喝到一半,我终于问了一直想问的问题:“那个年代,你们是不是特别苦?”
三个人想了想,摇头。
“不是苦,”Mike说,“是那种……停不下来的感觉。”
“有一回,”Jony忽然说,“因为螺丝的颜色和机身的银色差了半个色阶,产线停了三天。”

“半个色阶?”我差点把酒喷出来。
“肉眼几乎看不出来。但有个工程师用测色仪发现了。”Jony说,“供应商问,‘这是正常波动,为什么不接受?’我们的质量工程师说,‘如果今天接受半个色阶,明天就会接受一个色阶,三个月后,用户拿到的手机就会有两种不同的银色。’”
“然后呢?”
“然后产线停了三天。三天里,富士康每天损失几十万美金。最后新螺丝送来,装上,色差为零。产线重启。”
我沉默了很久。
“值得吗?”我问。
三个人都没说话。
过了一会儿,Mike轻轻说:“那时候,我们脑子里没有‘值得不值得’。只有‘应该不应该’。”
Steve点点头:“我们相信一件事——用户拿到手机的时候,不会知道我们为它熬了多少夜。但我们自己知道。所以每一个细节,都得做到问心无愧。”
Jony看着酒杯,声音很低:“那是我们唯一能留下的东西。”
快十一点的时候,Steve说女儿明天有球赛,先走了。他站起来拍拍我肩膀:“好好干。以后做出好东西,也请我们喝酒。”
Mike也站起来,说他妻子催了。他把iPhone 4装回帆布袋,临走前对我说:“这手机跟了我十二年,上面每一道划痕都是故事。今天讲给你听——你是新人,以后这些故事,就靠你们传下去了。”
我送他们到门口,看着两人的背影消失在夜色里。
回头一看,Jony还坐在卡座上。
“我再坐一会儿。”他说。
我犹豫了一下,坐回他对面。
沉默了一会儿,Jony忽然开口:“你现在做的项目,调过几版了?”
我愣了一下:“……支架的倒角,第八版。”
他笑了:“才八版。当年我们第五十二版的时候,Jony Ive还说‘不够对’。”
我也笑了。
“你会觉得烦吗?”他问。
我想了想:“有时候会。但今天听你们讲了这些,好像……没那么烦了。”
他点点头:“那就好。”
我们又坐了一刻钟。
离开的时候,Jony在门口站住,看着外面的夜色。
“你知道那五十二版R角,我后来再也没调过吗?”
我没说话。
“不是不想调。是没有那个环境了。”他说,“那时候,Jony Ive还在,Steve(乔布斯)还在,我们这帮人还年轻,还相信‘不将就’。现在……”
他摇摇头。
“但你们留下了那台手机。”我说。
他看了我一眼,笑了:“对。我们留下了那台手机。”
他往外走了两步,又回头:“你记住,设计不是画图,是取舍。每一个弧度,每一个厚度,每一个螺丝的位置,都是取舍。你取什么,舍什么,就是你的价值观。”
我使劲点头。
他笑了笑,转身走进夜色里。
回公寓的路上,我一直想着Jony最后的话。
取什么,舍什么。
我想起Mike那个用了十二年的iPhone 4,每一道划痕都是故事。想起Steve说的三百多次跌落测试,那个0.8毫米是用数据摔出来的。想起Jony说的五十二版R角,最后一版是在凌晨三点调出来的。想起那个因为半个色差停了三天产线的故事。
取精密,舍效率;取完美,舍妥协;取那个“不将就”,舍所有“差不多就行”。
这就是他们的价值观。
那我的呢?
第二天上班,我打开CAD,看着那个改了八版的支架倒角。
第八版,我觉得差不多了。但今天再看,好像还有余地。
我删掉第八版,重新开始画。
第九版。第十版。第十一版。
下班的时候,旁边的老工程师路过,看了一眼我的屏幕:“还在调这个?”
“嗯。”
他停下来,仔细看了看:“这个曲率有点意思。怎么想到的?”
我愣了一下,然后笑了。
“听几个前辈讲的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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